中国文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新时代文艺的使命主题征稿专栏
开栏语: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一步明确文艺的方向、目标、责任与使命,中国文联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新时代文艺的使命”为主题,自7月中旬至10月底面向社会各界开展征稿活动(点击查看),得到热情响应和踊跃参与,显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文艺文联工作的担当作为。现优选来稿文章在本专栏刊发,以飨读者。
坚定文化自信,创作艺术精品
——一个曲艺人的学习与思考
孙立生
不久前,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首次提出。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如何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任务,对如何更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着重强调的3点要求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意义尤为重要。
“坚定文化自信”,是攀登艺术高峰的力量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就本人几十年的从艺经历而言,文化自信绝非是挂在嘴边的套话,惟有从心底乃至骨子里富有坚定不移的文化自信,对其情深意笃且具备身体力行的自觉,才能真正做到自信、自强。不论从中国曲艺艺术发展史来看,还是从曲艺家个人创作道路来说,文化自信都是其不断延伸的内在动力。
就中国曲艺艺术发展史而言,最早时期的艺谚之一,就有“不隔语,不隔音,更要紧的是不隔心”之说。它充分体现了曲艺与百姓保持唇齿相依、牵手走过数以千年历史的文化自信。曲艺艺术所以能够历劫不衰,始终能够坚守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品质是根本原因。曲艺之所以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是因为它从来都将须根深扎于民间,其艺术富有浓郁、鲜活的生活与乡土气息。曲艺是由演员与观众在书场、舞台共同完成的艺术形式,所以素有“我”(演员)中有“你”(观众)、“你”中有“我”的说法。“不隔语”就是曲艺的语言必须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自然亲切,字字入耳,句句动心;“不隔音”就是曲调、演唱要为大众百姓喜闻乐见,要与观众的欣赏习惯统一、协调;“更要紧的是不隔心”,就是要了解、懂得观众审美心理、情趣的变化,保持彼此心灵、情感交流的通畅。简而言之,曲艺追求的不是灌输而是启蒙,不是征服而是唤醒,是情感与心灵之间的交流、对话、沟通。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曲艺依附的“皮”最终并不是其“声音”“故事”“技巧”,而是它与大众百姓的真情实感。
笔者曾在某次讲座中言及,“安贫乐道”是从事曲艺乃至艺术最基本的条件、要求。只是近些年来,再说这句话似乎有些尴尬,原因是衡量艺术品和艺术家“价值”的尺度越来越有市场化的趋向,有时会以“卖价”高低论优劣。很多真正热爱艺术、不图名利的人,常常“浑身是嘴说不清”,因为“论据”常常要与“卖价”挂钩,否则只能说明你“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但即使如此,我依然坚信不疑:在文艺领域,只有那些坚守“安贫乐道”的人,才有望与“艺术家”这个称谓匹配。凭借“口传心授”走到今天的曲艺艺术,它的许多规律无疑是需要一段“殚精竭虑”的时间才有可能破门而入,心领神会。不仅如此,从古至今,曲艺这种艺术形式始终都是与普罗大众结伴而行,它所以成为百姓大众的“传声筒”正是受益于此。如果曲艺疏离了大众,那是因为有的曲艺家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文化自信得益于文化自觉。何谓“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生前说,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上世纪末,某位擅长书画的名人,让我临时替补做他举办书展的司仪,开幕式之前,忽然对我从事的“曲艺”心有余悸,则反复叮嘱我不要“合辙押韵”,免得令人贻笑大方。这让我联想到了中国汉语言的独有魅力与曲艺人应有的艺术自觉乃至文化自信。我始终在想,我虽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主持人,但却也知道中国语言文化富有雅俗共赏的个性与品格;只要将它们运用得适宜、恰当,一定会赢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就有了以下这则别开生面的“开场白”:“今天的日子觉得很露脸,某某某选择于此办书展;这么多亲朋好友来道喜,到现场喝彩祝福送温暖……”这件事发生许多年了,每逢想到“文化自信”,当时展览大厅的观赏群众为我“即兴表达”的掌声依然回旋在耳畔。
陈印泉、刘畅表演相声《好好说话》(图片来源:“曲艺杂志融媒”微信公号)
“秉持开放包容”,是开拓审美视野的不二法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
“隔行如隔山,这山通那山”,同样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曲艺艺谚。相声大师侯宝林当年塑造的那位“爬手电光柱”的醉汉,据说是洋为中用,取材于西方的一幅漫画;而高派山东快书艺术创始人高元钧先生,直接把自己艺术流派的特点概括成“化他为我”的四个字“快书戏做”。
一位曲艺名家曾“透底”于我:“我为央视《综艺大观》等文艺栏目创作了百余篇现实题材的小品新作,其结构、布局无一不是传统作品的更新、变化,不信,我都能给你找到出处。其实,数千年的说唱文化博大精深、浩瀚无比,其中并不乏可参照、学习的经典,文艺创作的创新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优秀传统经典作品与西方优秀文化的学习、消化、借鉴、变化,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
曲艺艺术自古便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品性;但,它最终追求的却是化他为我、丰富自我、强大自我。比如,以付诸人们听觉美为主的曲艺,具备一定的“音乐性”,甚至与“音乐”的联系密不可分,但,曲艺毕竟是独立存在的曲艺而绝不是音乐;一些地方戏曲亦是由地域性的曲艺鼓曲形式发展、衍变而成,但既成戏曲便不再是曲艺。如同人们常说的,“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一样,诗与画毕竟是截然不同、彼此不能替代的两种艺术形式。不同的艺术形式,对于形象的把握,各有其独立的途径、方法、语言。凡是艺术便具备艺术的共性品质,忽略了“这山通那山”之“通”,就忽略了艺术的普遍规律而不能在其他艺术形式中吸收营养;但如果对“隔行如隔山”的“隔”不具备清醒的认识,也就容易舍弃自己的特殊性价值,而容易走向“化我为他”。
文学作品中有一段令曲艺自豪的记载,即晚清刘鄂的《老残游记》中对大明湖南岸明湖居黑妞白妞说书唱曲的记载。它体现的就是曲艺善于“化他为我”的优良传统,听听刘鄂如何描述:“她就常到戏院里看戏,所有什么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一听就会;什么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等人的调子,她一听也就会唱……她又把南方的什么昆腔、小曲,种种的腔调,她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儿里面。不过二三年工夫,创出这个调儿。”由此我想到,“开放包容”“融会贯通”是中国曲艺乃至中国文化坚守的传统,没有这些精神,中国曲艺和传统文化就得不到连续性的传承与延续。
我曾撰文总结过一位当代曲艺作家的成功,他得益于视野、胸襟的“擅于盛”,总结其作品,大体呈现出“舞台上的文学”“诗歌化的通俗”“戏剧性的曲艺”等开放包容性的品格及艺术特色。梅兰芳不仅会画画,他也曾把当时的“鼓界大王”刘宝全请到家里学习曲艺的“吐字发声”。侯宝林的相声《八大改行》《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都得益于他“化他为我”的智慧与能力。有人说,我们的曲艺让电视连续剧及其导演“利用”足了。这便让我由“眼睛”联想到“胸怀”——倘若“化他为我”是一种追求的话,那“海纳百川”则是实现这种追求的条件。如此说来,今天曲艺似乎不仅需要开放的眼光,亦需要开阔的胸怀。如果我们换种思维,将曲艺手段助力影视剧拍摄视为影视创作领域对知识引进、知人善任的“战术举措”,那么它们同样也有着许多值得曲艺学习、借鉴的内容和价值。
“坚持守正创新”,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必由之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联想到一则曲艺艺谚“无书不益人”。“益人”,是包括曲艺在内所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式的审美品性。在中华文化传统里,“说书的”很早就被称为先生。“无书不益人”源于“说书先生”的文化自觉,即,它要求书不仅要引人入胜,更要让听书人从中得到教益,获取裨益,有所收益。说书先生大多具备“三个独有”的素养:其一,成人之美的独有价值,即懂得受众为何而来。它是说书先生的方向,这个问题弄清楚了,说书人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就有了相应的定位。其二,因人制宜的独家本领,即明白如何为受众。所有的手段、技巧都要对应“满足受众审美需求”这一根本性的目的施展与运用。第三,引人回首的独特魅力,即知道怎样才能与观众结缘。具备艺术自觉和艺术自信,从而通过彰显自己的艺术个性,培养自己的受众。总之,一切围绕听书之“人”这个核心。
纵观中国曲艺发展史,不乏诸如明末清初柳敬亭那样的说书大家,黄宗羲《柳敬亭传》对其有过生动描绘:“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净空;或如风号雨泣,乌悲暮骸。亡国之恨,檀板之声无绝。”由此可见,能够抵达“益人”境界的说书家,不仅仅是博闻强记、具备诗词典故信手拈来的学问家,亦是富有家国情怀的思想家。曲艺家“益人”谈何容易?不仅要入情入理,还要入筋入骨,所谓“洞悉世事阔胸襟,熟读人情有知音”,不但要擅长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还要评批有据,体现出“功夫在书外”的深厚艺术造诣。好的说书家、曲艺家,其艺品一定与其人品不容分离——绝不生硬劝告、说教,而是襟怀坦诚、情理交融。由此,书如其人,书亦益“人”。
对“守正创新”,还有句验证其成或败的艺谚,叫做“扮丑艺不丑,名声千家走”。曲艺艺术的审美价值里包括赞美、肯定美好,同时它亦极其擅长犀利无情地鞭挞与否定丑恶。而二人转的行当,本身便是由“丑”与“旦”组成。所谓“扮丑艺不丑”,是指“扮丑”或“亮丑”是某些曲艺形式的特色或者作品表演的需要。只是,丑所引发受众的笑,一定是受众对丑恶进行否定的嘲笑,因为曲艺艺术追寻的喜剧价值,一定是使受众对那些招摇过市、弄虚作假、溜须拍马、自欺欺人等卑劣、丑恶行径的反感与轻蔑。在这样的一种审美理想支撑下,“扮丑”与“亮丑”皆是曲艺追寻的“过程”,而唤起人们对丑的反面——美的热爱,才是曲艺令观众“笑”的目的。从一种视角看,艺术美就是使形象具备典型化的品质。正是为了使塑造的人物形象典型化,相声名家马三立《买猴》中的“马大哈”、高英培《不正之风》中的“万能胶”等通过相声艺术家的“集中”“夸张”“变形”等,已由“生活丑”变成“艺术美”,成为体现“扮丑艺不丑”品质的生动、鲜活的典型化人物形象。而对这种审美价值鉴定、印证的“权威”,则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名声千家走”。
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让我深深感觉到三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容分离的有机整体:真正有了文化自信,方可开放包容,从而抵达真正意义上的守正创新,创作出一件件实至名归的艺术精品。只有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孙立生,山东省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山东省曲协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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