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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理论引领作用,推动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4-09-18 阅读: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中国文联 收藏

发挥理论引领作用,推动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3年中国文联理论研究部级课题重点课题、培育课题成果概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整体性把握、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中国文联自2023年开始以面向社会公开立项的方式组织开展了部级课题申报工作。2023年中国文联理论研究部级课题最终确定14个入选项目,其中重大课题5个、重点课题6个、培育课题3个。现呈现6个重点课题、3个培育课题成果概览,期待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光辉、理论内涵和实践伟力,切实推动文艺文联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慧和力量。

重点课题成果


“社会艺术审美取向的内在逻辑研究”课题组 

 世济其美——浅论社会艺术审美取向的内在逻辑

社会艺术审美取向,是社会文化艺术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深刻影响着个体行为、群体认同乃至社会变迁,还深刻影响着艺术创作、欣赏与评价的全过程。从传统的审美标准到现代的多元审美观念,人们的审美偏好不断演变,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当代,艺术审美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上,更体现在审美观念的多元化和审美趣味的个性化上。因此,深入探究社会艺术审美取向的内在逻辑,对于理解社会文化现象、引导审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揭示社会艺术审美取向的形成机制和变化规律,可以为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实践提供指导,促进审美教育的普及和审美素质的提升。同时,也有助于引导社会审美观念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后续研究和政策指导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本研究聚焦于“社会艺术审美取向的内在逻辑”,旨在探寻这一复杂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运行机制及其对社会文化艺术的深远影响。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综述、实证调查、跨文化比较等方法,课题组思考构建了一个大众化、可理解的框架。课题组着力从依调查作判断、于时代树观点、由研究推应用三个层面推进研究工作。

由于此前没有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社会艺术审美取向的历史演变、现状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提供相应支撑和参考依据,课题组组织团队对该问题展开分析研究。在专家的建议下,由陈晔设计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收集第一手数据,了解不同群体的审美偏好及其形成原因。同时,结合社会心理学、文化学等理论,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推进数据调查等第一手材料,并形成调查报告。基于这种脚踏实地的调查分析,课题组得出了相应的推论并概括为传统、传播、传承“三传原则”。第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和措施是取得了实际效果的,文化自信在各地、各阶层、各年龄段的群体中都能够得到彰显。第二,新时代的大众传播对广大受众具有重要作用,应重视对各类传播媒体的审美引导力度,规范和提高审美观。第三,社会艺术审美的主体是人,建构审美对象的也是人。培养优秀的艺术人才,进而输送到各行各业发挥作用,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要务。

在调查、观点都建构起来的基础上,课题团队向前一步,研发了具备“多对多”艺术传播解决方案的影像交互工具,使“去渠道化”成为可能。目前该工具已经在互联网上线,未来可以积极建设成为社会艺术审美引导机制的有效抓手之一。课题组还完成了社会艺术审美引导的实验项目,在河北清河的羊绒工厂在地创作18件/套艺术作品,并合作策划了基于当地工人主体视角的审美应用“一线当代艺术创作展”,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工人的好评。此外,今年暑期团队在北京策划城市公园艺术展,在客流量很大的场景中布置当代艺术展,形成大众审美的“现象级”实践案例。

在课题组负责人蒋文博统筹下,研究团队成员彭吉象、高建平、陈晔、贾雯、王一川、王廷信配合协作,将收集到的大量数据及应用实践进行整理和分析,结合相关理论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和讨论,发现了社会艺术审美取向的内在逻辑关系呈现出多元化、融合化、信息化的特点。

不同群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审美偏好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多元性既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也体现了个体审美需求的多样性和个性化。文化因素是社会艺术审美取向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标准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不同群体的审美取向。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跨文化交流的增多,不同文化间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标准也在相互渗透和融合。社会心理机制在社会审美取向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群体认同、社会比较、从众心理等心理机制影响着个体的审美偏好和审美选择。这些心理机制使得个体的审美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环境和群体规范的影响。更为明显的是,媒体和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通过传播各种形式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标准,对社会审美取向产生深远影响。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审美观念更加多元开放,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问题,如审美观念的碎片化和混乱等。

上述规律的发现和理论总结为我们理解社会艺术审美取向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也为在新时代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和鉴赏提供了实践途径、现实依据和学理逻辑。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蒋文博、课题组成员陈晔)

“新时代文艺崇高审美价值取向研究”课题组

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崇高之美

2023年中国文联理论研究重点课题“新时代文艺崇高审美价值取向研究”,旨在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首次系统性地梳理中国社会文艺崇高审美形态价值取向的变迁发展脉络,纵向拓深新时代社会文艺美学研究的历史维度,研究对象涉及电影艺术、动画艺术、网络视听、舞台艺术这四种大众文化文艺形态,提出崇高美学是新时代社会文艺主潮,以构建我国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崇高审美追求是我国社会文艺的重要价值取向

崇高审美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文艺作品应“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文艺创作“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

纵观十多年来的新时代社会文艺创作,呈现出以崇高审美形态的创新表达与文化主体性建构为审美价值取向这一相对明晰的流变发展脉络。流行电影如《我和我的祖国》系列、《红海行动》等,通过工业化技术美学和“新主流”叙事,构建家国情怀的文化认同;现实题材电视剧《人世间》等,聚焦个体命运与伦理价值,讲述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故事,构建家国同构叙事;舞台艺术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打破精英与大众界限,展现民族复兴征程中的奋斗与牺牲;动画作品如《哪吒》《姜子牙》等,以数字技术创新,开启“中国式神话宇宙”,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幻影视剧《三体》《流浪地球》等,则从中国立场出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审美价值观。这些都呈现出新时代以来当代社会文艺创作在新时代文艺思想引领下展现出的新形态、新审美与新价值。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的崇高美学理论渊流

所谓崇高,既是一种深刻而高尚的审美形态,也是美的范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西方拥有深厚宗教渊源的“崇高”概念相比,中华美学精神中的崇高审美价值有着截然不同的哲学观,这是需要首先在学理层面上厘清的理论问题。

西方崇高美学核心在于主客体冲突,通过面对自然或无限客观物象引发的恐怖感,进而升华为崇高感,经历“屈从—抗争—征服—超越”的心路历程。而中国美学中的崇高,则根植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追求自然与人性之美的和谐共生。汉字“美”中的“羊大为美”,便蕴含了崇高之美的初始概念,强调“大”作为崇高的核心。崇高审美的发展轨迹,深深烙印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这种崇高,不仅是对外在世界的赞叹,更是内心道德与精神世界的升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风貌与审美追求。

三、新时代文艺崇高审美价值谱系建构

根据崇高美学理论特别是中华美学精神下极具多元融通特点的中国崇高审美价值特点,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崇高审美价值的理论谱系,有着三种内在兼容并蓄的理论脉络。

第一,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崇高范畴,自“羊大为美”起便蕴含了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审美追求,历经魏晋“风骨”对精神层面的提升,至晚清王国维的“壮美”之美,崇高美学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强调实践主客体合一及审美内涵的丰富与深邃。

第二,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中的崇高审美,成功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崇高审美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深刻性,还通过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将崇高之美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程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结合”论述,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崇高审美价值理论创新的方向,即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

第三,新时代文艺各门类在崇高审美表达上展现出多样性与人民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以宇宙视野与家国情怀诠释科技时代的崇高;《红海行动》等主旋律影片则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传递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再现革命英烈事迹,激发爱国情怀;动画《长安三万里》诗意描绘盛唐辉煌,展现民族文化自豪。此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问苍茫》等也在不断拓展崇高审美的边界,以贴近人民生活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崇高审美价值,不仅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精髓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深入探索与实践,在新时代语境下通过大众流行文化艺术形态普遍传播,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壮阔历程和人民精神世界的内在追求,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文艺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引领着中华美学精神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陈亦水、课题组成员王赟姝)

“新时代声乐拔尖人才培养研究”课题组

对标国家人才战略,打破学科建设壁垒

“新时代声乐拔尖人才培养研究”课题组结合成员各自专业方向和教学科研实践,在相关高校和院团进行广泛调研和数据收集工作基础上,对标国家人才战略,力图从声乐理论、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探索制约新时代声乐拔尖人才培养的症结,研究提出,新时代声乐拔尖人才的培养需要提高政治站位,打破学科建设壁垒,以“声乐表演”为核心优化培养目标和考核标准,从声乐理论、“试验田”研发、课程构想等多方面进行建设性实践探索。

在理论理念层面,对标国际声乐人才标准,对表国家人才战略,打破学科壁垒,建立综合优质的声乐拔尖人才培养生态。课题组从古今中外的声乐艺术史、声乐理论文献、声乐家、声乐作品、声乐界的理论争鸣、国际声乐比赛获奖歌唱家等方面入手,确定了新时代声乐拔尖人才的基本定位——立足新时代国家人才战略,站稳中华文化立场,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声乐拔尖人才。他们拥有全面、扎实的演唱技术和表演素质以及相应的视唱练耳能力,能够较快地学习和驾驭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类声乐体裁和声乐艺术形式,具有较为全面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审美能力,能够在国内外各项声乐比赛中有优异的表现和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优秀声乐艺术走向国际,实现中外声乐艺术的良好交流和文明互鉴。

在教学实践层面,以“声乐表演”能力为核心,以“视唱练耳”训练为轴心进行多元训练,综合培养拔尖人才的专业能力。课题组研发了以“四季”音乐会命名的试验田项目。该项目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本科二年级至博士一年级中随机抽取了一批学生,将其作为实验对象,进行声乐拔尖人才培养方面的训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组成员通过会议研讨方式,从中外声乐作品选曲、视唱练耳教学多模态复合维度音乐能力训练、“本能化”的声乐表演能力训练、与钢琴艺术指导的合作等方面进行设计和论证。在此基础上,将试验田的学生按声部进行组合,进行重唱及独唱的训练,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音乐会的展示,取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

除此之外,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自学科优势,探索出较为新颖的训练方式:

一是在视唱练耳方面的训练中,课题组在之前举办的各类教学研讨会基础上,从国际化的视野中来思考打造适合中国声乐专业学生的专属音乐能力训练内容,归纳总结出针对不同声音条件、音乐能力的学生的培养模式以及训练方法,初步形成系列教学方案与教材样稿。

二是在舞台表演能力的训练上,课题组认为该项能力是拔尖声乐人才的“必须能力”,是体现“拔尖”的必备能力,而歌剧排演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围绕上述内容,课题组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本、硕、博三个层面的表演教学实践出发,深度研究歌剧舞台表演的基本规律,精准、高效地训练学生。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还将视野进一步扩大,跟踪关注到了声乐拔尖人才就业方面的问题。课题使用问卷星APP调研了217份问卷数据,对声乐拔尖人才的就业情况和意向进行了调查,得出声乐人才工作性质与就业地点选择多样化、职业选择多元期待的结论,提出对声乐拔尖人才的培养,迫切需要采用“一专多能”的教育模式,并注重人才的实践应用,还应对其进行教学能力提升。

经研究,课题组认为,从优化培养机制的角度看,新时代声乐拔尖人才的培养,需要在优化我国现有高等专业艺术院校课程的基础上,调整声乐课程结构学科培养方案,有针对性地进行高标准、严要求、个性化“一专多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关于专业训练方面,课题组提出如下建议:

1.有关人才培养主体应积极参与国内外重要声乐赛事,以赛代练,是新时代声乐拔尖人才必备的素质。

2.与时俱进优化视唱练耳课程建设。继续推进声乐专业视唱练耳教学改革;将视唱练耳音乐能力评测系统智能化、平台化、终端化,能够实时监测音乐人才培养和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状况。

3.完善声乐表演教学课程体系。确立声乐专业学生表演教学作为小的学科分支,构建从表演基础课到歌剧表演课清晰的教学目标和完整的课程体系;促进全行业对于表演教学的重视,艺术院校的声乐专业表演教学可建立践学联盟;为声乐表演教学培养和储备专业师资,培养有音乐基础、有戏剧学习背景、熟悉歌剧舞台表演创作规律的合格教学人才。

4.研发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中国声乐教材体系。打通声乐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及时关注前沿声乐创作,加强声乐专业学生对戏曲演唱和表演方面的培养。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孙媛媛、课题组成员裴聿茹)

“新时代‘文艺两新’园区化聚合发展研究”课题组

试答“文艺两新”高质量发展“五问”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概念。“新时代‘文艺两新’园区化聚合发展研究”课题,着眼“文艺两新”十年发展崭新成果、问题挑战、特征规律和使命担当,积极回应“文艺两新”高质量发展“五问”。

——试答身份之问:五大变化显辉煌。“文艺两新”经过十年蓬勃发展,呈现出“五大变化”,彰显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辉煌。一是理论之变,“文艺两新”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小众到大众,理论成果丰硕。二是身份之变,“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身份已成共识,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三是规模之变,“文艺两新”门类不断拓展,总量持续扩充,规模立体壮大。四是产业之变,“文艺两新”在市场大潮中搏浪前行,已成为文艺市场化产业化的主力军。五是责任之变,“文艺两新”的自觉传承特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要素,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已成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实践者。

——试答时代之问:四大挑战须正视。十年蓬勃发展中,“文艺两新”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规模实力不再弱小,甚至高手林立,但仍然存在“散”沙一盘各自为政现象,未能聚集合力。二是壮大发展目光“短”浅,局限于以商养文、单一业务、作坊式经营,未能普遍拥有规模化链条型发展眼光;三是创作思考“浅”显,创作不深入,创文艺精品难;四是自我认同“边”缘化,与政府支持渠道若即若离未勇于踏前。

——试答路径之问:四大战略促合力。在发展路径探究中,课题组以12个中国文联“文艺两新”集聚区实践基地和四川省“文艺两新”人才创新与产业发展孵化园区为实例,总结出集聚发展五大类型:专业集群·创作生产型,城市更新·多元共融型,自然相生·生态赋能型,仓储交易·强化链条型,政校合作·资源优化型。这些集聚区在“文艺两新”集聚实践中,始终贯穿着四大战略。一是聚合发展“攥指成拳”,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取暖,结伴发展,成规模闯市场。二是园区化聚集“聚沙成塔”,园区平台集合各类生产要素,汇集各方资源力量,延长产业发展链条,促进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三是蜂王效应“积健成雄”,汇集文艺行业骨干和文化产业龙头,借助文艺名人“光环”激活本土文化资源,带动聚合以名家为主导的更多社会资源。四是数字化创新“运斤成风”,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媒介,助力文艺产业发展实现提质增效。

——试答使命之问:四大任务强担当。课题组试论,新的文化使命与“文艺两新”的诸多特点高度契合,赋予“文艺两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动能与新任务。一是繁荣创作力促攀高峰,始终根植生活最基层,将最具泥土芬芳、最有生活味道、最能抒发群众情怀的文艺作品奉献给人民,始终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地融入文艺创作,笃根本、去浮华,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奉献人民,以文立传。二是“五字”脉络传承中华文脉,“文艺两新”是中华文脉传承最广泛的参与者,他们坚持以“道”“技”“物”“文”“俗”五条脉络,深度融合、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相传。三是打通文艺惠民“最后一公里”,充盈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自身源自民众的角色优势,形成基层文明实践惠民新风,让文化的魅力在人民生活中绽放,以文惠民。四是孵化项目创新兴产业,在市场化链条中交融延伸出新投入模式、新创作方式和新活动载体,打造新兴产业和新兴群体的发展阵地,以文兴业。

——试答协同之问:“四大协作”谋发展。一是三方联动建园区,采取“党政规划许可、文联行业引导、企业主体建设”模式,规划建设“文艺两新”集聚发展园区。二是“三雁”战略促引进,实行“头雁引领、良雁带动、雁阵齐飞”战略,引入名师“先走进来”,吸引文艺大军“紧跟上来”,形成巢穴“再走出去”,促进园区“人才集聚—产业孵化—市场活跃”。三是三大机构强服务,文联成立专门机构,如四川省成立新文艺组织和文艺志愿者服务中心,解决“无人管理”的短板;“文艺两新”成立自我管理组织,如四川成立新文艺组织发展联合会,解决“一盘散沙”的问题;成立园区政务办事机构,解决“难以集聚”的弊端。四是党建引领防风险,在新文艺组织建立基层党组织,加强培训学习教育,强化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邹瑾、课题组成员崔念晗)

“艺术乡建与文联‘两个优势’调查研究”课题组

发挥文联“两个优势”,推动艺术乡建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全国文联系统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认真谋划如何充分发挥文联“两个优势”,以高质量推进文联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结合中国文联、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印发的《“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2023-2025年)实施方案》,浙江省文联积极发挥“两个优势”,与省委宣传部、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紧密协同,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下基层、驻农村,打造优美人文环境,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村文明建设。2022年,“艺术乡建”被列入浙江省乡村振兴十大助力行动之一。

课题组对浙江省11个地市的艺术乡建基层工作开展调研,与当地文联、文化部门、乡村干部及村民交流,了解相关工作实施情况和具体做法,搜集和分析案例。重点围绕艺术如何与乡村文化、经济、生态等相结合,研究其成功的要素和可复制性,评估现有政策和措施在推动艺术乡建方面的成效,探索和总结可推广的模式;注意发现和记录存在的问题和挑战,着眼文联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短板情况,分析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困难和原因,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征询当地文艺工作者、村民、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调研,课题组发现,在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的大机遇和大场景中,浙江省文联通过艺术乡建工作,积极推进乡村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积累了一些实践做法:顶层谋定而动;明确工作目标;增强服务意识;鼓励先行先试。

课题组认为,在艺术乡建工作中,文联只有做好如下五点,才能切实发挥好“两个优势”。一是要深入乡村基层,联络各条线文化工作共建共享。专职力量紧张而任务繁杂的情况下,镇分管宣传工作的党委委员成为县文联重点联系的基层公务员,由他(她)串接到各村文化员,再将最基层的文艺人才高效组织起来、发展起来,多做项目,多出节目。

二是要重视乡村资源的重组,参与基层文化治理。文联把工作场景放到广阔的乡村基层,引导文艺工作者从个人创作中抬起头来,把精力、能力转向正在蓬勃开展的乡村基层文化建设中去,积极挖掘当地文化价值,回应基层文化需求,推进乡风、家风、民风建设,强化乡村生活的认同感归属感,实现艺术工作对乡村基层文化治理的助力作用。

三是要坚持开门办会,积极与各级相关部门联动。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并通过构建“省市支持、县域落实、乡村为基础”的工作架构,通过更新动员方式和模式,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通过团结引领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夯实基层文联的发展基础,为引领乡村文艺创作和产业发展增添新力量。

四是要重视基层文联队伍建设,推行扁平化改革。文联工作到了乡村基层,不是组织一个名人堂,不依托个人荣誉机制,而是团结一群有活力、有组织力、有责任感、离农民群众最近的能人。

五是要鼓励小规模、低成本的文艺项目。乡村基层资金有限、资源有限、条线叠加、任务繁杂,在项目选择上注重减轻基层负担,避免“一刀切”,不提倡引进大咖大项目,不提倡各地推行考核制。各级基层文联围绕传统手工艺、民俗节庆、乡风故事等本土文化资源做项目,组织乡村文艺能人自编自演,塑造地方文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推选优秀项目进行“文化走亲”、展示展演。

调研发现,尽管在浙江省文联的积极推动下,很多地方文联积极做好上述五个方面,使艺术乡建成为文联系统发挥“两个优势”的重要场域,但是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比如宣传部门、文旅部门、乡村振兴部门的部门协同不够、资源整合不足;文联系统与下级文联是业务指导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难以保证工作的高效推进、措施的有效落地;另外,省、市、县(区)、街道(镇)、村五级文联组织,不同的层级具有不同的特点,占据不同的资源,在艺术乡建工作中,发挥“两个优势”的程度、效果都有差异;基层文联普遍反映存在资金保障、体制机制保障的困难。发挥“两个优势”,推动艺术乡建工作,对文联系统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遭遇“成长的烦恼”在所难免。因地制宜,发挥好“两个优势”,推动艺术乡建,是正在进行中的事业,课题组会保持持续关注和研究,及时总结经验,及时调整策略。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沈勇、课题组成员周静)

“数字技术与艺术创作融合研究”课题组

根并荷花一茎香:数字技术与舞台表演艺术的创作融合

梨园行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戏谚叫作“戏不离技,技不离戏”,它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将“戏”与“技”的辩证关系展示出来。而这种辩证关系不仅对梨园艺术如此,其他类型的舞台表演艺术也能够包罗其中。“技”是手段,是方法,可以是演员自身的本领、能耐,也可以是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知识的舞台运用。“技”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从运用机械技术到当前正在运用的数字技术,“戏”与“技”始终相伴向未来而行。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快速迭代,为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创造了新的空间与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指示。与此相应,“十四五”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重要文件的发布,对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为文化数字化的发展路径和步骤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同时为数字文化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可以说,探索数字技术与艺术创作相融合的原则、方法、路径,不仅是当代艺术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壮大社会主义事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的现实需要。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舞台表演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新技术的运用为它提供了更多的探索和思考空间,让“浸没式戏剧”有了新的着力点。例如英国Punchdrunk剧团打造的“浸没式戏剧”《不眠之夜》、孟京辉执导的中国第一部浸没式戏剧《死水边的美人鱼》、王潮歌导演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作品,在技术的更新迭代与完善中,运用数字技术为舞台表演艺术赋能;在旅游演艺方面王潮歌导演的“印象”及“又见”系列作品,让数字技术作为艺术话语有了新的展现方式。

数字技术与舞台表演艺术的融合路径是多维的。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尤其对于戏曲来说,充分利用网络直播平台,提升戏曲艺术的传播力,扩展戏曲演出的受众群体;借助日新月异的拍摄技术,对戏曲舞台表演进行记录,正在成为数字技术与戏曲融合的两种主要路径。在数字技术与当代戏剧的创新与发展方面,中央戏剧学院依托“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成立了“传统戏剧数字化高精尖研究中心”,招收了“传统戏剧数字化”“戏剧人工智能”方向博士研究生和“戏剧数字化”方向硕士研究生。2023年,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数字戏剧系,成为智能戏剧艺术空间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重要成果。在数字技术与舞台表演艺术的文化生态建设方面,二者的融合路径则通过建立与舞台表演艺术相配套的数字技术设施、发展与舞台表演艺术相适应的数字文化产业、推动与舞台表演艺术相结合的数字商业生态等方式体现。

当然,数字技术与舞台表演艺术创作融合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数字技术的可复制性,会带来技术流程的标准化,虽使得艺术作品的创作更加高效、便捷,但创作中对模板和预设效果的过度依赖,不仅会导致作品缺乏创新和个性,还会不断出现压缩演员表演空间的现象,失去了艺术应有的独特性和深度。而破题之法则隐藏在二者未来的融合方向中。首先数字技术在运用中将更为注重造景、造境、融情的提升。通过技术手段,将情感和意境融入舞台设计中,使观众在视觉享受的同时,感受到深刻的情感共鸣。其次,数字技术的运用更为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不牺牲其艺术价值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此外,数字技术营造的更为切实的体验感将成为新的追求。这种更为切实的体验感,不仅仅体现在视觉震撼上,还体现在对观众心灵的冲击上。当数字技术手段的运用,不再只是充当奇观化的造景方式,而是不断带给观众全新的艺术体验时,才能摆脱桎梏。

诚然,数字技术在舞台艺术作品中的滥用滋长了部分作品一味追求科技感、高级感、奇观化的不良风气。但这并非数字技术之罪,更不能因噎废食,将数字技术视为破坏舞台艺术品格的洪水猛兽。要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顺势、借势,才能在不断试错的实践中,寻找到二者的平衡点,进而实现戏中有技、融技于戏的艺术追求。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景向南、课题组成员张宜春)

培育课题成果

“新时代中国影视人才培养战略研究”课题组

产学并举,构建新时代中国影视人才培养战略

“影视教育+产业发展+创作生产+外部科技环境”,是当下考察影视人才发展战略的综合视点。“新时代中国影视人才培养战略研究”课题立足于当下中国影视人才培养政策、影视人才培养体系、影视行业现状,对目前以政策为引导、以高校为主阵地、以创投孵化为落地延展的影视人才培养格局展开调研,对政府、社会和大学三种影响动力进行剖析,认为大学为主阵地、政府主导加行业主战场,三主体并进,在产、学两个领域制定战略谋发展,是构建新时代影视人才培养战略的科学路径。

政府层面,从顶层设计出发促动影视人才培养战略思路,对接以高等院校为主阵地的培养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等重要指示极具战略启示,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2021年《“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等政策出台,对新时代中国影视人才培养意义深远,直面影视行业发展与技术更迭,推进电影强国目标进程。

课题组在此前提下立足实践调研,挖掘在具体培养模式、人才落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梳理出产学分离与资源分布失衡、供需失衡与培养导向模糊、“艺术+科技”融合培养仍然不足、缺乏标准与电影工业体系薄弱、人工智能语境下产生的震荡与焦虑等人才培养现状,并相应提出相关调整路径与战略——

面向新质生产力培育,高等教育应致力于形成教育创新力。我国影视人才培养学校教育主要由高等教育承担,影视人才高等教育要有标准体系和逻辑,更要有持续不断的自我成长与创新能力。影视高等教育要更加明确两个定位:落实国家人才培养规划顶层设计的主阵地,链接国家与行业的中心环节。高等院校应融汇新质生产力优势,创新“办学机构+导向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新文科建设为切入口、搭建“艺术+科技”学科平台,以“人工智能+”为电影教育全面赋能,适时调整和创新影视人才培养的措施、方向,解决新技术快速发展语境下,电影艺术创作流程滞后、电影教育学科设置滞后、传统学科与新兴技术的融合等问题。

发挥主体资源整合优势,“政府+行业”主导实践的教育延展力。政府为主导,行业为主战场,健全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形成政府、电影教育、影视行业人才培育紧密的三角合作关系。深度开展对话与合作,推进行业与人才标准化进程,建立“科研+创作”模式下影视人才学科素养提升的教育延展板块,将影视产业升级与结构改革新动能纳入当下培养体系中;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加快影视人才的培训与养成,弥补部分院校教育资源不足的短板;建立影视人才数据库与信息平台等,加快影视行业的信息化、标准化、工业化建构,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影视教育供给体系。

面向人才培养全产业链,打造节展孵化项目的战略转化力。从项目孵化、人才行业落地等角度重新审视“金鸡电影创投大会”、FIRST青年电影展“电影市场·创投会”与CFDG中国青年电影导演扶持计划(青葱计划)三个国内主要的创投扶持计划,其为扶持、培育电影人才完成了落地的最后一环,同时起着引导创作与表达走向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话语环境中,仍需增强对AI影像生成与创作等方面的引导。

“新时代中国影视人才培养战略研究”课题围绕中国影视人才培养研究主线,从国家政策、高校培养模式、国内电影节创投计划三个主要的方面展开深度调研,链接影视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中层实践与底层落地,发现已有格局中的问题与挑战,提出面对迈入“电影强国”的宏伟目标与影视产业格局变化,新时代中国影视人才培养的宏观战略与微观路径。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王昱华、课题组成员邱子沫)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中国画国家形象构建研究”课题组

讲好湾区故事,传播中国国家文化形象

从近现代到当代,在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中岭南地区的中国画有着革命性的贡献。早在十三行时期,西画的传入与商品画的对外贸易便预示着岭南美术与世界的接轨,为后来的艺术革新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美术革新主张和新国画运动不仅推动了中西艺术的融合,还强调了艺术的现实性与大众化,“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创作方法极大地促进了新国画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画家们通过宣传画和写生活动,展示了新中国工业建设进程和农民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画艺术的人民性和社会性。改革开放为广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经济总量长期居全国首位,岭南地区及港澳人民在这一时期展现了对创新的追求和时代变革的引领。如“后岭南”概念和“都市水墨”主题等,探索了中国画新的发展方向,彰显了文化传承与创新。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随后在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构建“人文湾区”目标,标志着该地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发展和中国画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而且成为连接东西方美学观念的桥梁。尤其是近年来岭南美术界提出“直面当代、立中研西、以古鉴今”的新理念和在多元化艺术语境中构建国家形象的治学精神,为中国画的表达和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实践理念。通过中国画这一艺术形式推广传播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不仅展现了中国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视,也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自信和话语权。

“中国画国家形象构建”研究涵盖了从传统艺术到创新艺术,再到科技赋能艺术的各个方面。新时代的中国美术关注点在于如何在人文、艺术、美学层面构建文化认同,并利用文化内在的强大底蕴为当代世界美术贡献新的主张和中国方案。在这一过程中,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能联通古今,跨越中西,还对于塑造中华民族形象和精气神、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全球范围内,美术的发展进程提供了历史参照,特别是从现实主义到20世纪前期的多元化阶段,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价值观输出为支撑,成功地将西方现代艺术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从而形成了国际影响力。然而,美国艺术所推广的理念,包括抽象、波普艺术以及对社会的批判性思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即二战后经济的强劲发展以及由战争带来的社会变革和繁荣。这些理念与21世纪全球社会的趋势和价值观念并不吻合。

在21世纪的全球艺术舞台上,中国如何贡献其重要的美学主张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政治理念,不仅体现了中国在社会、人文、科学发展以及人际关系建设方面的贡献,而且与中国画创作中追求的普遍价值和共鸣相契合。中国在艺术领域的探索,基于传统文化及其特有的东方文化思想,正试图从本体走向观念,再从观念回归到艺术本体,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表达。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艺术创作实践中,通过背靠传统提炼文化符号、立足当下提取时代元素、创新叙事强化数字传播,这三大路径有助于讲好湾区故事。这种做法旨在合力打造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民族情感共鸣的人文湾区形象,从而提升区域竞争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通过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研究和讨论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画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作用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支持和实践指导。最终,这些成果将汇总成一份8万字的研究报告,分别从历史脉络、审美话语权、美学思潮、具体案例四个方面全面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画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作用和影响。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李劲堃、课题组成员林杨杰)

“新时代电视剧精品创作机制研究”课题组

新时代电视剧精品创作机制研究

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创作质量不仅关乎文化产业的繁荣,更承载着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使命。新时代以来,我国电视剧产业经历了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形成了电视剧精品创作的新局面。本课题旨在探讨新时代电视剧精品创作机制,从当前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概况入手,以期为电视剧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从近年来我国剧集备案与发行情况来看,我国电视剧备案数量在经历波动后逐步回升。2023年,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数量达到538部,共计17535集,较2022年同期显著增长。微短剧作为剧集生态的微叙事形式,在海内外也为视听产业带来新气象。2023年微短剧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并在全面提质中迎来发展新局面,月均备案近300部,全年微短剧备案数量达3574部,在数量上实现连续三年大幅增长,在内容生产上开发多元类型,并持续向精品化探索。

剧集播出与观众反馈方面,主流视频平台如优酷、爱奇艺、腾讯、芒果TV等在新时代电视剧播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播出情况来看,各平台独播剧占比逐年上升,表明电视剧版权保护意识增强,优质内容受到更多关注。同时,观众对电视剧的反馈也日趋多元化和个性化,正片播放指数成为衡量电视剧质量的重要指标。

新时代电视剧精品创作的形成离不开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国家广电总局等相关部门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对电视剧产业的监管和指导,推动电视剧创作向精品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促使制片方更加注重作品质量和市场口碑,积极探索符合市场需求和观众口味的创作模式。随着政策保障的持续加强和国际传播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文化贸易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近年来,中国长短剧集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凭借其深刻的主题、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及精美的制作,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的喜爱。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长短剧集以其富有东方韵味的题材和跨越不同文化的情感共鸣,成为当地观众了解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窗口。

在新时代背景下,电视剧创作需要更加注重内容创新和品质提升。一方面,要深入挖掘现实生活中的故事素材,关注社会热点和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现实感和人文情怀的作品;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制作水平和艺术表现力,注重细节处理和情感表达,打造出视听效果精美、艺术感染力强的精品力作。如严肃文学改编在近年来取得了优异成绩,无论是《人世间》《人生之路》,还是更早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以及风格独特的《繁花》,都是口碑与热度兼具的优质剧集。古偶剧集市场也逐渐让观众重拾“有文化、有深度、有格局”的剧集印象。《莲花楼》《苍兰诀》《沉香如屑·沉香重华》《梦华录》等作品将传统文化与古偶剧有效融合,根植传统文化,内外兼修,不仅于细节处展现传统文化魅力,创新传统文化,更弘扬了传统价值观,在服道化、美术和特效等方面助力剧集整体审美提升,激发观众对传统文化的回忆与对古装偶像欣赏水准的提升。

总体来看,新时代电视剧精品创作机制的形成是政策引导、市场驱动、内容创新、品质提升以及跨界融合和产业协同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我国电视剧产业应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监管力度,推动电视剧创作向更高水平发展。同时,制片方和播出平台也应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和观众口味的变化,不断探索新的创作模式和播出方式,为观众提供更多优质、多样化的电视剧作品。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赵晖、课题组成员李旷怡)


延伸阅读:

2024年中国文联理论研究课题申报指南

2023年中国文联文艺理论研究课题申报指南

中国文联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圆满结束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度重点选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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