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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学的世界意识、时代主体与未来想象(曾攀)

2024-09-27 阅读: 来源:《文艺报》 作者:曾攀 收藏

在徐则臣的小说《古斯特城堡》中,“我”寓居海外,住进神秘而迷人的古斯特古堡,故事讲述着古堡的前世今生,年轻一代的主人喜欢骑着哈雷摩托车,“向世界尽头进军”;在世界中的还有缅甸人一家,加上来自中国的作家“我”,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构造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多维参照。 “古斯特”取自古堡的老主人伊恩·古斯特先生,似乎又因误认为“鬼堡”而可译解为ghost,在“哥特式的幽深的恐怖”里,数百年历史的幽灵在“我”的眼中浮现,叙事者试图将之招魂/召唤,对古堡之石头般坚硬的传统以及西方/世界的“迷魅”加以转译。由此,揭开面纱之际,即是融汇中西之举,这是徐则臣的“到世界去”,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的“在世界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世界”对于当代中国意味着更为深广的意义,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的过程是曲折而复杂的,但只要具有较高审美水准,并且能够准确而巧妙表达中华文化的优秀作品,便可传之久远。在小说中,“我”是美国的驻校作家,中文是叙事语言,中国文化或者再延伸开去的世界意识,成为了小说的话语视角与修辞伦理。在跨语际实践中,诸种话语之间是彼此融汇同时又充满竞争的——这也是生命力迸发的源泉——这里的“竞争”在多重层次和多种范畴中展开,但无论是“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的世界意识”,都指向着亟待重建的开放性以及由此生成的新未来想象。

梁豪有一个小说即名《世界》,主要叙述的是网络主播的日常和情感生活,同样以“到世界去”为内在主题。女主播沈夏几乎每天沉浸于那个无远弗届“世界”——不仅是她所谋生和“寄居”的无边无际的网络空间,而且也意味着虚实同构间亦真亦幻的全球世界。小说的最后,她去了法国,奔赴的却是一场无疾而终的“爱情”,如此既是对现有枯燥乏味之生活的解脱,同时畅想一种自在而豪迈的人生状态。小说中余欢对沈夏说的那句“follow your heart”,是当代人精神之征兆,也是病兆。沈夏到达巴黎后,发现自己似乎遭遇了白兰度的骗局,但是置身更广阔的“世界”中,她开始从心所欲,无往而至,决定独自赴这十天的约,因为她更在意于维持自己美好的想象。在“世界”之中的沈夏完全释放了自己,从繁琐的无助的生活中挣脱出来,逾越那个惯常的庸俗的自我。在他乡重新发现生活、看见他者。只身流连法国巴黎的沈夏意识到,“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与此同时,她自然也感受到了孤独,也由此而意识到了另一重或若干重的自我。可以说,世界观念给中国文艺及其主体形象带来的是新的视镜与借镜,沈夏最后豪迈如斯:“等我回来。”世界再大,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与“沟通”,而“回来”之际,心绪与境界早已展拓一新。

从“世界”中回来,迟子建的小说《白釉黑花罐与碑桥》返归民族传统与历史叙事之中,贯穿故事过程的白釉黑花罐,以及小说结尾处卒章显意的碑桥,既是一种微缩和凝练中建立的陈列和讲述、复制和再现,同时也是对于文化传统的征象化和征兆化。更重要的,这里面包含着历史反思和价值重铸的过程,高度的仿真和还原,达到想象和再造的功能。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中得以不断延续,绵延几千年,并且还将流播至深远。迟子建在小说中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形构典型、塑造经典,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更往深一点说,言说中的纪念是一种召唤,是一个复活的过程。这是很有意思的,召唤和复活有助于唤醒国族意识并重建历史记忆。

在这其中,“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因而,“人民需要文艺”与“文艺需要人民”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也意味着“文艺要热爱人民”。潘向黎的小说《兰亭惠》写的是最广泛的城市人民的生活现场,具体说是一个请客吃饭的故事,老夫妇二人宴请前准儿媳,聚叙旧情,做足告别和分离的礼数,也为儿子接下来的情感和婚姻铺平道路。在他们身上可以体现出上海市民社会的观念形态、生活现场和情感模式。当代中国数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向,构筑了一代人特有的伦理观念和生活信念,形成作为“市民社会”的上海或说任何一个中国现代化城市的精神基底。毫无疑问,好的文学创造的是“人民喜闻乐见的生活”,其从生活中来,回到生活中去,并且从侧面、前方或更高处观照生活。陈彦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中,半棵树也许意味着人心与世道的裂解,显影出当代世界的多重分化。陈彦从特定的“舞台”开始重新走入乡土与人心、自然与天地,凡俗时景、人世纷扰,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错统摄下,头顶的星空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天上的星群对照乃至指引着地下的人群。小说试图以一种新的道德律,填补世间的残缺与个体的差异,观照命运的沉浮,也警言、也告慰,也叹惜、也悲悯。凡一平的小说《上岭恋人》,回归故乡,回到作者念兹在兹的上岭村,那里有恋人、产婆、保姆、裁缝,也有侦探、说客、歌王,等等,作者意图为一座村庄和那里日夜奔忙的人们立传。可以说,从陈彦的星空诗学,到凡一平的世间群像,天上的或形而上的星空与星链,切近着日常“人民”的谱系,这同时意味着精神的脚踏实地与跃迁飞扬。

何向阳的诗歌往往在纷扰的尘世中体悟情感的丰厚和思想的锐度,其中充溢着种种缠绕、穿透与超越。种种相及与不相及的物形与人像,指示着一种万物关联的诗性。一首《你说》:“你说你爱百花盛开的春季/而我却浸透了秋的忧郁/步履蹒跚地走向冬季/你说你是天空闪亮的星座/而我却属于无光的岛屿/独自承受海浪的拍击”,我和你、生与死、闪亮与黯淡相互纠葛,与此同时又能击穿表象的淤积,穿透迷雾的蒙蔽。《红尘》中写道:“以后的征途/为心底的哪团/火焰/为长眠的/哪片时光/为谁/为哪一个人/我会交出这个不屈的/灵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既是了悟与禅思,同时更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人们的生活、情感和思索,代表着当代个体的感觉结构生成的过程。因而可以说,文艺塑造的新时代主体是丰富多元的,他们追寻自我的生活与生命,也执着于现实与未来,更重要的,他们于期待满怀中,敢爱敢恨,有情有义。锦璐的小说《复调喀秋莎》写老朋友们的久别重逢,人世倥偬,翩然而逝,然而有些创伤和烙印是伴随终身的,人们的“梦想和期望”自然难以忘却,“爱和恨”也恐难释然,于是乎历史的记忆成为了精神的勋章。一代人的《喀秋莎》唱了一出又一出,还是分毫不弱,铿锵依旧。

近年来,文学地方性的议题方兴未艾,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新西部文学,等等,不同的地方性此起彼伏,争奇斗妍,构建着全国范围内的文学百花园。这些流派或群体,不仅有文化寻根式的价值追寻,而且面向当下、未来和世界,他们的写作充满异质性,同时又内蕴着不同艺术理念的对话,在文学技艺和修辞形态上较之以往更是多有突破,在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上也甚为可观。东西的小说《天空划过一道白线》是经典的寻找和等待的主题。语言挤干水分,如坚硬的藤条抽打焦渴的灵魂,人的瘦硬的内心在这里显影,不断感受到疼痛,觉察自我的与世界的苦难。小说同时又叙写着消失与再现、出走与回归,在“南方以南”触及如此宏大和丰富的母题,非常耐人寻味。

传世之著作总是能够穿透时间的迷雾,在历史的流波中逐浪激荡。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深入人心自不待言,尤其孙悟空的形象集七十二变于一身,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却一以贯之地保持着他的纯粹和忠义,也守护着自我的率性与血性,近来火爆全球的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通过独树一帜的叙事形态、精致画面和文化意涵,极佳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独特魅力——深度挖掘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体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通过对经典素材的游戏化演绎,展现了中华文明在时间长河中的更新与创造。《黑神话:悟空》采用了先进的游戏引擎并激发出绚丽的视觉效果,创造性地融汇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这无疑是文艺原创力的重要体现,不断更新的艺术手法融合当代科技、媒介、观念的创造,往往能够生成出非同寻常的艺术作品。随着《黑神话:悟空》在全球范围内的关注,这款游戏成为了文化输出的样品和精品。由此可见,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打破语言和文化壁垒,获致世界品质并于全球流通。

因此,这样的经典作品不仅能够吸引、导示和启迪人们,而且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形成了一种重要范型。其充分证明了优秀文艺作品在文化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回到传统和历史的未来想象的过程,不可或缺的是前瞻性、包容性和创造性,这是实现跨越古今的创造性转化,以及贯通中西的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呼啸前行的大时代之中,文艺创作可以说是不进则退,如何切合自身实际的同时回应历史命题,通过外在的变革契机激发内在的创造,这是文艺观念再造与文艺实践创新的深层规律。不仅如此,时代的变革带来的文艺巨变,也促进了创作主体性的极大丰富,诞生了“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不同时代主体与创作主体的竞相创新,绘制出关于未来想象的内在驱动力,这是优秀文艺作品形成与衍生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在中国文艺走出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需要指出的是,这也是中国文艺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在这个历程中,未来的想象并非一蹴而就,既需要从深具创新意识的社会风气中逐渐孕育,而且通过制度保障创造出富于生长性的土壤,由此形塑主体内在的精神机制以及总体性的文化心理。

陈春成的小说《夜晚的潜水艇》叙述“我”在上学间隙与平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天马行空的幻想,幻梦中的潜水艇前行于茫茫黑夜,在翻腾的大海中打捞博尔赫斯的硬币,足够不着边际,又足够合乎情理。人类于不同的平行世界中展开自我的想象,蓬勃绽放的想象力从“我”行之所至的无数瞬间生长出来。“无数个世界任凭我随意出入,而这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弋舟的《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对焦那些失落的瞬间,以及值得重塑的时刻。平行世界似乎存在着种种奇观或奇遇,但是生活里却是无处不在的凡常和俗常,更多的时候需要激荡百千种想象如探寻“沉船”的去影留踪。鲍尔吉·原野长篇小说《乌苏里密林奇遇》亦是如此,开阔又深邃,奇异又寻常,非常细腻的描述,却又有着辽远而宏大的意指,其中富于异质性的文学表达,从地方性走向隐喻和童话,走向历史与地域的深处。小说里面提到一种通灵者,也许小说也是这样的通灵的存在——既是一种形而上的幻想与幻境,更关键之处在于能够以虚构御向实在,通往一种想象的未来。如前述陈春成所言:“当幻想足够逼真,也就成了另一种真实。”

三三的小说《小楼昨夜又东风》表达了一种独特的忧虑和悲悯,喜剧的戏谑中包孕着悲剧的内核,自嘲与自悯在这其中所在多有。乔乔戏里戏外都是边缘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戏里的人生,人世里的戏份,都在心酸的现实与理想的遥望中彰显无遗。对照陈春成航行于深海的“潜水艇”,试图重拾人们“潜到深处”的能力,那是最隐秘的内心宇宙,更意味着想象力统摄下的深邃而广袤的未来世界,对于文学而言,接通和融汇、转化与创新显得何其重要。《夜晚的潜水艇》里,“我握住台灯,望着窗外的夜色,对自己说:Captain Chan,准备出发吧。”如此似乎可以呼应前面梁豪小说《世界》中沈夏的“等我回来”。这是宣言式的姿态,是对于未知路途与未来世界的决然行径,透露着对于自我以及未来的期许;与此同时,也代表着文学本身的呼号和询唤,那便就此“回来”或者“出发”吧——“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作者:曾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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