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历史互为参照。文学见证历史,并以自身的方式建构出“历史”,历史则以其总体性、结构性力量,规范着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乃至发展的道路、方向和样态。时变、世变引发文学变革,是人类文学发展的常态,所以古人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论述,王国维和胡适则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类的说辞,所阐发的无外乎是文学与历史、与时代共进退、同命运的关系。
(图片选自纪录片《文学馆之夜》)
“文变”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
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如何应对、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大变局中,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如何重塑其自身?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考察人类文学史上的各种“文变”,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识之士敏锐感知到时变与世变,认识到文学脱离历史现实,因此主动求变,典型的如现代早期黄遵宪、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推动的“文学革命”;另一种,是在时变与世变之下文学自身的自发生变。从近些年中国文学发展情况来看,文学内部自发生变的情况自然不在少数。按照我的归纳,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后退”。就是不少作家作品,在观照世界的方式、题材主题、审美取向、艺术技巧等方面,逐步向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学回归,典型的如贾平凹的《山本》《老生》《秦岭记》、王安忆的《天香》《考工记》、阿来的《云中记》等。第二种是“下潜”。大批作家向“地方性”的历史和经验生活下潜,创作出诸如《敦煌本纪》(叶舟)、《喝彩师》(周新华)、《河套平原》(向春)等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作品。这些年,“新南方写作”“新东北写作”“新浙派”“边地文学”等概念的提出,便是“地方性写作热”的鲜明体现。第三就是“新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崛起。出现诸如《繁花》《人间世》《应物兄》《家山》《天漏邑》等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但是,时变、世变之下,文变不可能单纯指望文学内部的自我调适,还应该有相关文学组织的愿景规划和理论评论界的理论引导。人类文学史上,那么多冠以“运动”之名的文变,哪个不是人们合目的地加以规划、引导的产物?如果没有有意识的引导和有目的的推动,就没有唐代的古文运动,就没有五四文学革命,就没有西方的文艺复兴。之所以强调新时代文学的自我变革,是因为大而言之,文学是人类文化、文明建构的重要载体和形式,乃至是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而言之,文学担负着认识这个时代、参与这个时代建设的重要责任。倘若作家、理论家、批评家们没有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观察力与思考力,自然就无法认识这个时代,就无法深刻地书写这个时代。文学有多种定义方法,但是最基本的就是人的感知力,在感知的基础上,人们形成自己的情感、态度、观念、价值、审美,才有文学。正是如此,文学不单是“语言的艺术”,更是“感知的艺术”。
汉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新时代文学之“新”,来自于新时代之“新”。要想深刻地理解这两种“新”,我们或许需要足够的时间,因为我们毕竟还正处在这个历史的变局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时下的中国,就外部环境而言,正处在世界全球化进一步调整、新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正在重构的进程中,中国内部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正在改变“历史的中国”,重塑着“中国”自身。民族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正是基于历史新阶段和世界新格局提出的新命题。
正因为如此,新时代文学迫切需要的是作家、批评家、理论家们的文学思想资源更新。通过文学思想资源的更新,改变作家、批评家、理论家们“观”世界的方式,通过“观”世界的方式和思想方法的改变,形成新的世界观,形成对新时代的感知和识断。
文学思想资源更新与“三大传统”
文学思想资源更新是个大命题,如何更新?更新什么?显然并非一篇短文所能回答。然而,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创造,无外乎就是继承、借鉴和创造三种路径。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思想资源更新,同样离不开继承、借鉴和创造。它需要面对三个传统,处理好三个传统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是中国古典文学所包含的传统思想资源,第二个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所形成的现代思想、美学传统,第三个是西方文学所内在地包含的思想、美学传统。
在这三个传统当中,优先考虑的应当是创造性转化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资源。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哲学根基。这个文化哲学根基是这个民族文学的灵魂,是作家观照天地、万物,观察世道、时事与人心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立场。传统的中国社会,受农耕文明影响,形成我们哲学上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维,和政治上的“天命”观。此文明滋养出的中国古典文学,有其独特的思想与美学魅力。天下合于“一”,所以有陆游的“但悲不见九州同”,有《三国演义》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与地、人与神、人与物、物与我等,皆处在一个巨大的同一性之中,可以相感通,所以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的诗句。中国文学外推内求,舒朗健阔,凭栏处便是无限江山,登高时便有天地山河的壮阔,这些都是中国文学特有的魅力和独特妙处。早在《诗经》阶段,中国文学就有“比”和“兴”。中国的古典文学,不仅是“社会的”和“人的”文学,更是“天地的”文学,有文化,有大生命和大哲学,有大智慧和大格局。所以,中国文学中,有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念天地之悠悠”之苍茫和辽远,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投向时间与空间时所产生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亘古疑问……
从人类文明形态及其演进来看,农耕文明或许不及工商业文明那么“高大上”,但是文明的好坏与高低,并非以演进的顺序和时间来区分。农耕文明中,人的生命是接天地灵气,极富灵性的。中国古代的智者和隐者,多以“耕者”形象出现,“耕读传家”是儒教文明中的著名家训,“渔樵闲话”更是贯通着通透的历史智慧。中国古典美学中,渔、樵、耕、读的诗学形象,是智慧与诗意的写照。
新时代的中国文学,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多向度、创造性地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审美魅力。100多年前,胡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那时的文艺复兴是往外求,而新时代的文艺复兴,则必须是以向内求,向中国的文化传统、自家文明的内部求为主。这不是文化、文明上的民族主义心态,而是基于历史、现实和中国文学发展的考量。而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另外一点则是要破除近现代以来“现代化理论”的迷执。不管怎么理解“新时代”,新时代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不言自明的。众所周知,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被动地形成某种偏执的现代化理论,以为西方的才代表着“文明”,而西方之外的则是“愚昧”“野蛮”与“蛮荒”的世界。“现代化与文化传统问题”,构成现代中国作家认识中国、书写中国的重要思想结构。这一思想结构形成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中国是“前现代化的”,而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所以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就必须解决中国的文化传统问题。现代中国文学,“反传统”“非儒反孔”等思想,曾几何时构成了现代性的主流。在这个思想结构主导下,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乡土书写、农民书写,大多采取一种批判的视角。不可否认,这样的书写,特别是“国民性批判”,有时代的合理性,也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现实弊病的认知。但与此同时,乡村、农民多数时候都是被观念所遮蔽、所扭曲的,很多作家的作品写出的是各种观念滤镜下的乡村与农民,缺乏文化渗透性和历史真实感。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传统,而是说,新时代的作家,需要跳出现代看现代,跳出中国看中国,跳出当下看当下,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和文明视点看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过去我们一直说“古今中西之争”,事实上,中西之间也好,古今之间也罢,都不是纯粹的“争”和“冲突”,它有汇通、融合的可能。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思想资源更新或重组,更重要的是立足汇通与融合,立足于“择优”和解决当下问题。这就需要新时代的作家有大的文明视野、历史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
晚清以降,中国因为被动挨打,逐渐从古老的“夷夏之辨”转换成“自我夷视”,认为西方强,所以西方的文明、文化、文学就强。清末民初开始,中国文学全面移植西方的文学观念、理论话语、文体分类、经典标准、叙事技巧、修辞方法等。100多年时间,几乎体系性地完成对中国文学的改造,以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现许多莫名其妙的作家称号,如“中国的福克纳”“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马尔克斯”等等。事实上,世界文学的版图既然有了福克纳,既然有了卡夫卡,何须再来一个“中国的福克纳”?还要一个“中国的卡夫卡”?中国文学对于世界的意义,只能是贡献出中国的李白、中国的曹雪芹、中国的鲁迅等,而不是其他。
以古鉴今,对写作主客体进行“重建”
站在全球的视野看,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二十世纪以来,早期的种族冲突,冷战时期的制度之争,后冷战时期的文明之争,意味着文明的征服、文明的消失就是国家的被征服与国家的消失。中华文明数千年,有其生生不息的活力。新时代中国文学思想资源更新与重建,必须要回到浩荡的中华文明史中。以古鉴今,我以为今日中国文学思想重建,需要向传统学习的地方很多,特别有三点,更是当下之亟需。
第一,是“文学”观念问题。中国古代的文学,是礼乐教化,是天下文明。进,可治世,致天下太平;退,可纯净心智,陶冶情操。曹丕《典论》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不是夸大文学的功能,而是中国的文学包罗万象,经学、史学、伦理、政治、学术等,无所不包,自然就有经世济时的业力。而时下的中国文学,受西方文学观念和分类观的影响,对“文学”的认知严重收缩。特别是散文,从古代包罗万象的“文”,因应西方的“esay”观念,演化成今日抒情性的随笔、美文,早就失去它“经国之大业”的功能。
第二,是“作家”的养成问题。传统的中国,“作家”身份并不独立,没有职业作家;作家的阅读和训练与今日作家完全不同。但是,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统,和儒、释、道互补的文化系统的滋养,中国古代作家的才干、操守和风骨可彪炳史册者甚众,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轼、范仲淹、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或遗世而独立,或位卑未敢忘忧国,或先天下之忧而忧,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古代作家多心怀天下,有干世之心和治世之才,所以他们的知识结构的丰富性或许不及现代作家,但对社会的影响却超出许多现代作家。回过头看当下中国作家,他们的写作技术、修辞能力或许远超出古典作家,但胸臆、境界、情怀、格局和气象等,皆不可与古代作家等量齐观。这当然是“文学”专门化和作家职业化的结果,但如何增益作家的观世、明世乃至入世的能力,何尝不是提高文学创作水准的应有之义?
第三,是写作的“域”的问题。传统中国文学,写作的域很宽,作家把自己放在天地宇宙之间,天地玄黄、日月山河、草木鸟兽、历史社会、世道人心等,皆可入诗文,所以中国古典文学有其鸿蒙大荒的恢宏气质。现代以来,因为富国强民思想使然,中国文学的重心开始向社会与人转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力主打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是人学”观念,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观念。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输入和国内先锋文学的崛起,文学“写人学”一头扎进“人性”描写的藩篱中。多数中国作家想不到,西方作家写人性的背后是基督教传统,和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人性败坏,他们的人性描写有其文明逻辑和现实必然性,而中国文学并没有这样的文明逻辑和社会必然,作家们只是从写作观念上接受了所谓的“人性”描写,所以写起人性来,都是按照兽性、动物性来写,怎么低级怎么写。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学并不是没有“写人学”,只不过,中国文学因为文化传统问题,是将天道、世道、人道放在统一性中去把握的,中国文化传统哲学中,“率性之谓道”,“性”是与“心”“命”“理”“道”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学突出的是“人心”描写。心即是道,道即是心。“人心”的把握显然比“人性”要高级。因此,当下的中国文学,在写作对象上,要拓宽自己的域,除了社会与人,除了人世的风景和人心的风景,还是需要回到中国文化的大道,向更广阔的天地自然的空间拓展,敬天、敬地、敬万物,把世间风景和人心波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总的来说,新时代文学之“新”,其根本不在新形式、新文体、新题材、新语言、新修辞、新风格,而在新思想、新哲学、新视野、新高度、新意境、新气象。新时代文学需要通过思想资源的更新和重建,进一步打通文学与天地宇宙、世间万物、社会历史、天道人道、文化文明的关联,开阔新时代文学的新气象。
(作者:周保欣,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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