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也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十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探讨十年来文艺发展新面貌、新气象,梳理新时代文艺理论和实践出现的新趋向、新潮流,本刊特推出“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文艺”专题系列文章,约请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和维度深入研究与阐释新时代文艺的新任务、新要求、新特点,以期给读者带来启发和思考。
流溯:当代中国艺术新美质
【内容摘要】 流溯是当代中国艺术中正生长着的一种新美质。中国艺术美质经历了从古典感兴到现代流兴和典型、流型以及流溯的转变历程。流溯是一种在向前流动中同时溯洄过去的新旧糅合的美质,主要着眼于在当下境遇中激活古老文明精华而又同时让其融入面向未来的创新过程中,成为既流向未来而又同时溯洄传统的当代生活流中化生的创造性美质,包括溯源出新、溯洄本真、今昔漩洑、慕古启今、古雅流俗、心结开释等具体呈现。流溯的结果在于溯源创生,即在流向未来过程中同时返身溯洄往昔而转化成的新艺术美质。
【关 键 词】 流溯 艺术新美质 感兴 流兴 典型 流型
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关注新时代以来中国艺术中已经形成和正在生长的新形态或新趋向。应当看到,十年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新的艺术观,例如“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把“中国精神”规定为艺术之“灵魂”。这在党领导艺术的历史上应当是前所未有的,体现了超乎寻常的重要性。有关“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号召,让当代中国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都找到了追寻自身“灵魂”的具体美学路径。有关“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等提问和回答,把“中国精神”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发展的根本性价值以引人瞩目的方式予以揭示和强调。要知道这种新观点和新思想的引领力量,不妨反过来设想:假如这股对于“中国精神”的热烈追求仅仅出自思想文化界、艺术界或民间社会而缺乏国家层面的领导,那结果无疑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不可能汇聚成为现在这样的举国上下同呼应和共联动的主流。这十年来中国艺术发展和创新产生的新变化和新成果,值得认真总结,不过这里仅仅打算就新时代以来不断发展和日渐成熟的中国艺术新美质之一“流溯”,谈点个人粗略意见,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中国艺术美质演变:从感兴到流兴和典型
假如按照王国维有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述去进一步推论的话,那么不妨说,每个时代的中国艺术都应当生成和拥有该时代才有的独特美质或新美质,否则又该如何去理解各代文学之间存在的差异或独特性呢?这里的美质一词,并非外来美学词语的中译,而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一种观念表述方式。《礼记•礼器》指出:“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这里指出礼的社会功能在于促使个体修身养性、德行完善,可见“美质”一词在此突出人的内在品质而非外在面貌。宋代曾巩的《熙宁转对疏》说:“可传于后世者,若汉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谓有美质矣。”这里推崇的汉代文帝、宣帝和唐太宗之美质,显然也偏重于其内在品质。可以说,在古代汉语的语境中,美质一词偏重于个体德行修养而非外在颜值,因而历来重“内美”远胜于“外美”。美质,在艺术中应当是指艺术美的品质或质素,这既有艺术形式上的感性表现及其特征,又有着艺术意义或思想上的内在蕴藉或深度,从而兼指艺术品的形式美和内容美或思想美。不过,从中国艺术史传统看,美质一词常常更多地偏重于人的内在德行修为及其外在表现特征,也就是意指内美优于和高于外美。
要想理解当代中国艺术的新美质,需要首先适当回看古代。中国古代艺术美学的特质之一在于感兴,即艺术品总是需要表达艺术家对于世间事物及其意义的瞬间直觉,这种直觉中蕴含艺术家个体的兴起、兴怀或兴发感动。王羲之《兰亭集序》就运用“犹不能不以之兴怀”“每览昔人兴感之由”“所以兴怀”这三组与感兴一词词义紧密关联的表述,纵情抒发他当时的感兴勃发状态。从魏晋南北朝到清末,这种感兴成为中国古典传统艺术的一种重要美学特质。艺术家们把感兴连同归属于它的兴会、兴怀、伫兴、兴象、兴味等视为艺术的必备特质。就中国艺术美同外来艺术美如西方艺术美之间的比较来说,与西方艺术美有着灵感即诗神凭附的传统不同,中国艺术美来自于感兴或兴,即艺术家同社会和自然事物相遇时生成的直觉式感动和心神勃兴状态。感兴,主要指向艺术家的主体身心的感物兴腾状态,即艺术家在感物中产生比平时更强烈和更高远的对于生活的直觉式把握。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有“兴者,有感之辞也”的主张,兴指向人感发外物时产生的特殊词语。钟嵘《诗品》中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或感兴,在这里属于一种言语已表达完但意仍余留的语言状态。王应麟引李仲蒙的话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兴则被视为外物引发人的情感感动时的状况。在弘法大师的记载中,感兴有着如下特点:“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感兴作为个体心灵产生的一种极度感荡,属于人心对于外在物色万象的一种特别回应。这些论述之间虽有不同,但共同主张感兴是人有感于外物而生成的特殊情感兴起和语言生成状态。同时,这种特殊的情感兴起和语言生成状态还会进一步导致生出蕴藉不尽的余兴或余意美质,如司空图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范温标举“有余意之谓韵”等。这样的艺术美质在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范宽、苏轼、王实甫、关汉卿、马远、黄公望、石涛、八大山人、曹雪芹等艺术家的作品中有着多样而丰厚的审美表现。
这种感兴美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语境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如果说,在数千年中国艺术史上这种感兴美质先后经历过不同演变的话,那么,进入现代,由于自身能量衰竭和西方艺术美及美学的强势影响,感兴美质就遭遇了空前巨大而深重的生存危机。不过,感兴美质在这种危机中积极寻求自救,顺应宇宙观和人生观的现代巨变而顽强求生,从而产生了感兴美质的现代形态——流兴。“流兴,是中国古典感兴在现代性语境中遭遇裂变后的流变物。当原来生气勃勃的自足的感兴整体被无情地肢解、散落为碎片时,这些属于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古典感兴碎片并不会轻易走向寂灭,而是会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流溢开来,生成新的流溢不绝的审美对象。……流兴是现代文学文本特有的一种兴象类型,是由兴辞所建构的流溢不息而又余兴悠长的感兴变体。”流兴,不妨视为古典感兴在现代遭遇挫败而流散出来的余兴或余意,是流动、流散、流变着的感兴碎片。刘鹗《老残游记》透过老残对于济南风景、王小玉说书等的真情凭吊,苏曼殊《断鸿零雁记》借助三郎在家门、国门和佛门之间犹疑不决的徘徊姿态,鲁迅《呐喊》《彷徨》中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等人物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沈从文《边城》中翠翠同天保和傩送兄弟的爱情悲剧,曹禺《雷雨》等剧作中周朴园、繁漪、鲁侍萍、周萍、周冲、四凤等悲剧群像,影片《小城之春》中乡绅戴礼言家道破落、身患重病之时其妻周玉纹同昔日恋人章志忱重逢的故事,都在尽力呈现流兴这种现代艺术美质的基本特征:一是衰败气息,二是乡愁,三是以昔为镜。
同流兴的生成几乎同时而又稍后地,现代中国艺术中逐渐生长着一种参酌外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等美学原则而兴起的新美质——典型。与流兴着眼于传承古典感兴传统而予以现代性流变不同,典型则似乎在明确的意识层面移植外来现实主义艺术的新美质,同时又在无意识层面传承中国自身叙事艺术传统美质,例如明清小说评点中金圣叹等加以论述的“性格”理论传统,可以说是外来典型范畴同中国固有的“性格”范畴之间相互渗透和交融的跨文化产物。综合瞿秋白、周扬、胡风、何其芳、蔡仪等的不同论述可知,典型作为现代中国艺术中的一种新美质,表现为在突出的个性特征中呈现事物的共性或普遍规律、并且有着深厚余意的形象,包括典型人物形象、典型环境形象以及典型细节形象等。可以看到,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新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和大春,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程仁,小说《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老孙头,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林红、林道静,影片《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洪常青,影片《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芳林嫂、李正,小说《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小说和影片《芙蓉镇》里的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李国香和王秋赦,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小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白孝文、鹿子霖、朱先生、鹿兆鹏、田小娥、白灵,等等,这些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都蕴含着突出的典型美质。
二、流溯及其特质
进入新时代以来,顺应民族复兴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其中“第二个结合”的进程中,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势激活和丰厚滋养,当代中国艺术正尽力呈现自身的新变化,形成自身的新形态。正由于古典传统元素的激活和滋养,这种新却并非全新,而是先回归于旧然后才出新之新。这些新形态中的一种,就表现为在向前流动中同时向后溯洄的趋向,不妨称为流溯。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质是液体性或流动性,属于“流动的现代性”,其具体表现为不再是坚固的或固体的不变状态,而是流动的、液体般的展开状态。而新时代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既向前流动而又同时向后溯洄、瞻前而顾后、携带过去通向未来,因此称作流溯。流,本义就是水流动,如“观其流泉”(《诗•大雅•公刘》),“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诗•小雅•小弁》),“碧水东流至此回”(李白《望天门山》)。溯,是指逆着水流方向走,如“溯流而上”,追求根源或回想,如说“追溯”“上溯”“追根溯源”,还有“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诗•秦风•蒹葭》),“逆流而上曰溯洄”(《尔雅•释水》)。合起来看,流溯应当指向一种既向前流动而又同时向后溯洄的洄流式、流漩式的前行形态,流溯是一种在向前流动中同时溯洄过去的新旧糅合的美质。
流溯的产生及其特质,可以视为当代中国社会正运行着的两股力之间相互对立和化合的产物:一股力在于向前面对未来而寻求富强之求新之力;另一股力在于向后朝向过去而激活传统之尊古之力。前一个是出新力,后一个是尊古力,前者的出新之力是径直向前把握未来之力,后者的尊古之力是向后溯洄传统之力。向前把握未来,要求冲决前进道路上的阻碍而树立起文化主体地位;向后溯洄传统,则要求从过去遗产中吸取跨越障碍而顺利前行的传统动力。假如只是向前而不能顾后甚至弃后,就会变得空虚或中空;假如只是向后而不能向前,就会被无情地向前的未来潮流所抛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双重可能性:一重可能性是流向未来之力和溯洄过去之力之间彼此同一,形成统一合力;另一重可能性则是它们相互矛盾或悖逆,激发起冲突的浪花。这样的双重可能性缠绕一体,激发和创生出流溯之美质。
集中起来看,流溯的特质表现为:携带传统源泉而开创未来新生,也即溯源创生。溯源创生,是流向未来而又溯洄源头之间化生新美质的状态。这样理解的流溯,构成中国文艺现代性在其百余年进程中继流兴和典型之后生成的又一种新形态。同流兴主要偏重于古老文明精华的现代流散或流逝相比、以及同典型主要偏重于现代中国文化中的新生美质相比,流溯主要着眼于在当下境遇中激活古老文明精华而又同时让其融入面向未来的创新过程中,成为既流向未来而又同时溯洄传统的当代生活流中化生的创造性之美质。
三、流溯的门类风貌
流溯这种新美质已经在当代中国各门艺术中初显其新风貌,有待于深入观察和阐释。但限于个人阅历和观察力,这里只能初探流溯在舞蹈、戏剧、电影、电视艺术、文学等部分艺术门类作品中的表现状态。
首先可关注的流溯美质之一在于溯源出新,这表现为溯洄中华文明史源头或早期发端处而发掘导向中华文明未来新目标的积极元素。2023年播映的几部纪录片不约而同地追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及其汇通成体过程,凸显其中的原初美质。《寻古中国》讲述古滇国、古蜀国、稻谷耕种、简牍、夏都、青铜等远古中国故事,追寻夏朝到商朝的演变踪迹,由此探寻中华文明的形成之谜。《大敦煌》以敦煌为案例,分何以敦煌、敦煌密码、文明舞台和再造敦煌四集展开,把寻根目光放宽放远到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而又辐射开来的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广阔地域,从中进一步透视这座古典视觉艺术高峰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深远价值。《陶寺——地中之国》精心捕捉陶寺遗址中的夏都文明踪影,在当代观众中产生出重塑中华文明源头之辉煌的动力。《文脉春秋》聚焦于浙江绍兴、四川阆中、云南剑川、广东潮州、安徽歙县、广东佛山、浙江绍兴、江苏扬州、福建泉州、山西平遥等20个中华历史名城,通过追踪其早期文化遗迹及其当代传承价值,构建起它们从古到今的文脉传承轨迹,突出文明中国的题旨。这些溯源出新案例的美学意义在于,通过溯洄源头而发掘其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当代启迪价值。
纪录片《大敦煌》海报
溯洄本真,可以视为流溯美质在舞蹈艺术门类中的一种独特呈现方式。当依赖于口语表达力的部分艺术门类在近年遭遇表达瓶颈而难以重现往日辉煌时,舞蹈艺术展现了自身特有的美质创造优势:可以不依赖于当代面临诸多表达障碍和困境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而是直接溯洄于人类最原始的身体姿态语言,用它来达到表达当代人最深刻而又最难以言表的隐秘心结的目的。一批舞剧通过动静交替和善于表情达意的人体姿态语言,返回到人类原初真心,在流溯美质创造方面做出令人惊艳的美学业绩。舞剧《朱鹮》(2014)以人类樵夫对于鹮仙的深情眷恋情景,追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古典境界,并且以此批判人类自身对于自然的毁坏行为,唤起当代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自觉,可以说开了这十年中流溯美质创造的艺术美学先河。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2018)让革命者李侠的阳刚正气英姿同妻子兰芬的江南佳丽式婉约风格实现刚正阴柔交融,形塑出以柔润刚的现代型传统美感。这种流溯美质独特地表现为既是现代的和革命的,又是传统的和个人的;既是阳刚的又是阴柔的,达成溯洄传统与开辟未来之间两方面的和谐。原创生态舞剧《大河之源》(2021)溯洄于中华大江大河的壮美源头青藏高原,塑造出雪豹斑纹图式这一总体象征意象,由此追溯人类与自然之间从亲密无间到恶性竞争的曲折演变轨迹,讴歌生态环保烈士的高尚品质,鞭挞毁坏自然环境的丑恶行为,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当代价值。舞剧《五星出东方》(2021)运用舞蹈想象力去激活沉睡于考古文物汉代织锦护臂中的中华多民族交流故事,据此而整合起相关考古文物资源,让观众欣赏到中原风舞蹈、西域风舞蹈及其相互交融的多元舞蹈美质。舞蹈诗剧《只此青绿》(2021)以人体舞动、特别是女性高耸云际的发髻造型去再现宋代青绿山水风情,展现出舞蹈艺术只有还原其古典自然状况才能高扬其当代生命力的意向,从而在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同女性人体姿态语言之间的门类语言转化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舞剧《五星出东方》演出照 北京演艺集团供图
流溯美质的又一种表现形态在于今昔漩洑。漩洑,是指水流的盘旋状貌。今昔漩洑,是面向未来的当代生活世界流同激活的古典传统元素之间在差异或对抗下导致相互悖逆或协调的状况。由小说《活动变人形》改编的同名舞台剧(2021),在舞台艺术形式上做了创新努力,构想出多重灵动场景装置以及在舞台边缘处设置双重叙述者位置的创意,再编排出现代中西交流背景下发生在主要人物之间的吵嘴打架、刻薄尖酸、专横撒泼等仪式化冲突情境,甚至出现留洋归来的主人公被迫向岳母下跪等极端屈辱场面,塑造出倪吾诚、姜静宜和姜静珍等一批有着半土半洋、不土不洋、亦土亦洋等特征的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性格,由此反映当代舞台艺术编导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深层的今昔冲突和中西冲突的深刻反思。这一组人物形象应当构成现代中国典型人物画廊里无可替代而寓意深远的、并且可与前辈典型相媲美的独特艺术典型。新近演出的北京人艺原创历史剧《张居正》(2023)悉心挖掘明朝首辅张居正十年改革成果被一朝无情清算的深层心理根源,揭示这位杰出的改革家在“感觉分配”上的严重过失在幼年皇帝身心烙下的摧毁性印记,警示政治改革需要妥善协调处理锐意改革意图与主要当事人“感觉分配”效果之间的心理平衡,避免古代改革家张居正的悲剧在当代重演。
流溯美质也体现在慕古启今上,即通过追慕古人而开启当代创新活力。影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2023)让商朝的暴虐无道政风与周朝的仁慈友善家风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由姬昌等所表达的“他只是个孩子,即便是妖,长大后是善是恶,也要看所受教诲如何”以及“天下,不是商王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等明确认识,令人印象深刻地预示了后来周朝所遵循的人道风范和文明礼仪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价值,而这些开创性价值即便在今天也有着弥足珍贵的启迪意义。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2023)以新颖的动画造型和逼真的唐代服装、建筑、园林等场景风貌,借助于高适对友人李白的追忆,凸显中华文明史上盛唐气象对于当代人的价值。其精心设计的48首古诗吟诵场面,在影院观影中唤起观众特别是少年观众追慕唐诗的激情,既成为2023年暑期档令人惊喜的影像流溯风景,也堪称这时期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的全民美育浸润盛况。
古雅流俗,可以视为流溯美质在一些大众艺术如影视中的通俗表达形态。电视艺术节目《唐宫夜宴》借助于隋代乐佣而想象地溯洄唐朝宫廷娱乐生活,凸显唐代宫廷舞女日常生活的活泼状态,由此开拓出一条古典文化传统的当代通俗化转化路径。传统在转化到当代时往往走高雅路径,但这里却既是传统的又是通俗的,开创了传统的通俗化转化形态,从而显示了其美学创新意义。电视剧《人世间》(2022)在人生价值理念上溯洄于中国古典心性论传统,传达出周志刚家族成员面对苦难生活时运用的以善润真、真善交融、褒贬皆有、典型传神、地缘化育和时事造人等中国智慧,让外来现实主义文艺精神在受到中国式心性论传统过滤或融化后,生成为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成熟形态。
电视剧《人世间》海报
心结开释,是指把个体深层心结分解开来加以解释和理解的美质。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擅长于在汉语形象中构建和分解当代中国个体在社会生活变迁中承受和生成、但又同时潜藏于心底而难以化解的深层心结。长篇小说《望春风》讲述乡村书写者赵伯渝和春琴对于家乡儒里赵村村史的自发书写故事,相当于构成中国古典“直书”与“曲笔”的史学传统同外来现实主义精神的结合形态,以中国古代“直而温”式修辞方式进行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心史书写,把有关当代中国乡村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双重心结化解开来,引发读者的深切忧思。长篇小说《谁在敲门》讲述当代川东北乡镇结合部许氏家族四代成员的日常生活纠纷及协调状况,让古代《红楼梦》式“人情小说”或“世情书”传统转向当代中国普通人的深层心性世界,将“世情书”转变成为心结书,为此而不惜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法改造成为新的一兼三人称叙述体,由此新颖方式为书写当代乡镇人物的深层心结提供新的构型。同时,《心灵外史》《漂洋过海来送你》等小说,也着力发掘当代北京居民的深层心结,展示他们在时代精神困境中对于未来精神家园重建的期盼和追求。
四、结语
流溯作为当代中国艺术中已经形成和正在生长中的新美质,以上只能作挂一漏万的粗浅描述,更需要予以持续、全面而深入的综合考察。就其已有的情形而言,流溯之美质不应当只在于流向未来的新生之美,也不应当只在于溯洄过去的乡愁之美,而应当是流向未来的新生之美质同溯洄往昔的乡愁之美质之间激荡化生出的中国艺术美新元素。流溯的结果,应当是前面所说的溯源创生,即在流向未来过程中同时返身溯洄源头而转化成的新艺术美质。上面列举的艺术作品案例,已经或多或少展现出这种艺术美的新美质了。重要的是让艺术美的新美质流溯能够持续地拓展和攀升到真正不负时代和人民的传世之作和不朽之作的高度,耸立起真正的当代中国艺术高峰。
回顾现代中国艺术美学演变轨迹,不难见出流溯的美质传承和变异线索。流兴可以视为古典感兴美质在近现代中国艺术中发生流散后予以重构的结晶,有着与过去诀别的怀旧或回瞥品质,也为走向现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可以加深往昔回忆或缅怀的传统美质,不妨称为中国艺术美质之现代Ⅰ形态。不过,这种美质的缅怀过去意味更浓而开创未来的意味较为淡薄。典型作为外来“典型”原则及其中的科学性和现实性特质同中国古典“性格”理论中的传神写照及写意等传统相交融的跨文化旅行成果,可以满足现代中国社会的“英雄”渴望、或传达期待“英雄”降生而又痛感其无力降生的叹息和反思,呈现出中国艺术美质之现代Ⅰ形态的另一种风貌。也就是说,流兴和典型共同构成中国艺术美质之现代Ⅰ形态的基本风貌。同流兴更关照往昔而淡化未来不同,典型则更注重人物形象、社会环境及细节等艺术美质在现在产生社会动员效果和有利于走向未来。同流兴和典型有所不同的是,伴随改革开放时代兴起了暂且被称为流型的中国艺术美质之现代Ⅱ景观。流型是流兴与典型之间交融的产物,古典感兴衰败后的流散物即流兴同在历史反思中破裂的典型碎片之间形成新的交融和重构态势,可能既包含在流兴中重构的典型元素,也包含在典型重构中重聚的流兴元素。油画《父亲》(1980)中的“父亲”,其嘴唇开裂、皱纹满脸、似笑非笑等神态透露出往昔典型遭遇质疑后的犹疑和彷徨,而其布满皱纹的手上端着粗劣的碗,碗上的彩陶鱼纹图案似乎在向当代人释放出远古流兴。这种流型美质在小说《白鹿原》(1993)中的白嘉轩、朱先生、白灵等人物中以及白鹿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上也有着呈现。流型既可以是回荡着流兴的典型,也可以是典型的流兴状态。作为新时代生成的中国艺术美质之现代Ⅲ形态,相比于流兴和典型分别注重过去和抓取现在,流溯将流向未来同溯洄过去这看似相反的两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成在溯洄中流向未来的新美质。流溯是现代中国社会在历经对古代传统的无情批判后重新反思和积极回望及重构的成果,展现携带传统而走向未来的溯洄与流变同时展开的洄流型气象,释放出中国艺术美质之现代Ⅲ品质。历经百余年探索和徘徊,中国现代艺术美质终于找到和创造出自身的现代Ⅲ品质。这种新美质的社会功能在于,可以为当代中华民族在全球多样文明交汇语境中构建自身的携带传统去开创未来的洄流型姿态,提供厚实的美学依据。在百余年来先后经历流兴和典型美质以及流型美质的创造和品味后,确实有理由重新溯洄和激活古代传统,并让其中的创造性元素融入面向未来的新型生活世界流的创造中,以便在当代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语境中为自身开辟新未来。
艺术理论和评论者需要在艺术史的古今回溯中、特别是在现代Ⅰ、现代Ⅱ和现代Ⅲ的更替演变中更加关注新生的流溯美质,这里不过是一次初步试探而已,有待于展开进一步探讨。当然,中国艺术美学传统中并非只呈现为感兴—流兴和典型—流型—流溯这一条美质线索,而是还可以同时梳理出其他相关而又不同的美质线索。
*本文系2023年中国文联文艺理论研究(部级)重大课题“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新时代文艺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ZGWLBJKT2023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一川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6期(总第105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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